在很多人心目中，寺院是清灯伴古佛之地，和收抵押放债的当铺可谓风马牛不相及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事实上典当业的起源之地，正是南朝寺院。
究其原因，应当和那时寺院特别多、特别兴盛有关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那么，典当业如何会在寺院中萌芽并且发展壮大起来的呢？
南朝
南方寺院开始发展兴盛
东汉以后，中国出现近200年的南北分裂，这就是南北朝时期。长江以南、以建康（即南京）为中心的是南朝，黄河以北为北朝。这期间，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受战乱重创，经济遭到莫大的破坏，原来相对落后的江南经济则迅速崛起，而其空前发展的显著特征便是寺院经济的形成。
一般史书和词典上均称，南朝寺院推出的质押贷款业务，成为中国典当业之始。典当的出现和发展与南朝寺院经济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。
寺院经济一般指的是佛教寺院经济。虽然佛教在中国初传时期，寺院主要靠托钵乞食和居士捐赠求得发展，然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在印度流行的乞食生活，到了中国却难以为继。僧伽们要想修行传道、编译经典佛学，就必须有寺院自身的经济支持。
由于佛教选择了依靠神异道术、依附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播策略，所以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植。来华传道高僧，大都受到皇家的礼遇和供养，赐建寺院，还设立专门的高僧接待所。就这样，南北朝成为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发展时期。
特别是在南方。南朝时期，逐渐形成了以建康道场寺和庐山东林寺为代表的南方佛教中心，寺院更是得到空前发展。杜牧《江南春》中说，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其实，梁代最盛时寺院有2864座，其中建康就有500余座。南齐建立的南京栖霞寺、鸡鸣寺至今香火兴盛。
僧侣太富
皇帝打仗也来借钱
南朝寺院兴盛有多方面因素。首先要归功于江南经济出现大发展。江南的经济曾长期落后于北方，西晋末年许多地方还停留在原始耕作阶段。而其得到发展，与北方长期混乱，人口大批南移有密切关系，这改变了南方地广人稀的状况，东晋以后南方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都出现飞速发展。
寺院兴旺的直接因素，则是信奉佛教的多为皇家和贵族、士人。南朝从宋、齐、梁到陈，帝王们大都十分崇信佛教，有了经济实力的他们，出手更加“大方”。
梁武帝萧衍在位48年，相对和平使建康都城的繁盛达到六朝顶峰。这段时间也成为寺院经济发展的辉煌时期。梁武帝不仅亲自赐建十余所宏伟壮丽的寺庙，还赐予大量土地，数以千计的和尚和尼姑享受特殊薪给。他4次“舍身”同泰寺，每次都让群臣以巨款赎他回宫。王公们也竞相捐款立寺，以至于同泰寺有十万金铜像、十万银像，光宅寺有丈八弥陀铜像，还有无数金、银、铜、石佛像。
频繁的战乱还促使更多灾民依附于寺院。仅梁武帝时期就约有10余万人托身于寺院，作“白徒”、“养女”，以逃避赋税、杂役，但他们又牢牢束缚于寺院，终年为寺院耕田、经商、服役，这也促进了南朝寺院经济实力的增长。
《南史•郭祖深传》记载，梁武帝时，“都下佛寺五百余，穷极宏丽。僧尼十余万，资产丰沃。所在郡县，不可胜言”。当时僧业究竟富到什么程度？据《宋书》记载，南朝宋文帝讨伐北魏时，资金紧张，筹款无门，竟然想到向寺院借贷以解燃眉之急。仗打了一半，军费再次告急，皇帝只得再次要求4个州县中，家产满50万的在家人和资产满20万的僧尼各拿出四分之一财产借给国家，战事结束后立即奉还。这样国家向僧人借钱的情况，相当罕见。
肖振才
僧侣经商赢利
司空见惯
不过，随着佛教信徒的日益增加，敕建和供养的寺院数量有限，还是难以满足需要。一些佛门的有识之士，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独立的寺院经营形式。
根据佛经记载，释迦牟尼刚成佛从菩提下站起来时，首先是两个商人向他奉献食物，因此，可以说佛教的传播和发展，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。寺院除垦殖田圃外，也从事商业、手工业和占卜、医病等活动，这不仅解决了僧侣生活必需和佛事活动的开支，也促使其走上了以营利为目的、聚敛寺院资产的道路。
土地出租的收入只是僧人财富的来源之一。为便于佛教传播，早期寺院，特别是大寺院，多集中在人口密集，农业、手工业及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。寺院周围多手工业品生产及交易场所，宗教节日同时也成为集市交易日。
寺院不仅在集市上设有“邸舍”供往来行人歇息，亦有出售货物的柜台。
到南朝时，寺院不仅占有大量房舍、土地、佃户和大量金银、货币，僧侣们经商赢利也是司空见惯。
几经起落
唐起僧众回归自给自足
佛教寺院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量人才，威胁到了世俗统治者的利益，种种情况累积在一起，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“三武灭佛”，即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先后发起的三次大规模禁佛、灭佛运动，寺院经济也受到重创。
几经起落，到唐代中叶，寺院又一次膨胀，造成官府赋税收入大幅减少，唐武宗不得不大举灭佛，寺院经济受到毁灭性打击。这迫使僧侣们探索寺院生存发展的新模式，从此逐步将劳动与禅修结合起来，僧众们开始自力更生，自给自足，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。
虽然寺院的经营活动受到打击，但寺库质押形式却以其贷款保证所独有的可靠性、流动性、便利性而发展起来。尤其明代中叶以来，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，进一步刺激典当业的发展。明代初年，金陵一地就有典当500家，明《南都繁会图卷》描绘城南三山街一带的市容，仅店铺招牌就有109种，而最大的一个店招，即为“當”字。
《大藏经》
规定了寺院借贷利率
由于南朝货币流通混乱，苛捐杂税繁多，百姓、商贾不得不经常告债。于是，拥有巨额财富的寺院，通过收取债务人的金银、耕畜、衣物、农产品作质押进行放款活动。除了借钱外，寺院也会出借实物，最常见的是粮食，出借对象是农民。
南齐书中记载，南齐尚书令褚渊一生清廉，爱接济百姓，家无余财，就曾将太祖所赐的白色貂皮坐褥、发巾、犀角梳子等物品，包括他常乘黄牛，质于招提寺，直到他去世以后才由其弟赎回。这是关于典当业起源以及质押放款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最早记录。也是史书经常引用的范例。
《大藏经》卷四十《行事钞》中甚至规定了寺院借贷的利息率：“善生经，赡病人不得生厌，若自无物，出求之，不得者贷三宝物，差已，十倍偿之”。
南北朝时，寺院的典当借贷机构主要是寺库。寺库本是寺院的财产保管机构，其放贷以低于实物价值的物品作为贷款的保证，如果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借款，赎回质押物品，寺库则须收取较高的利息，如无力归还借款，过期不赎，质押物品则任由放款人处理。这种模式为后来的“当铺”所沿袭，成为中国经济史上典当业务之源。
清代吕种玉断言，作库质钱取利，“唐以前唯僧寺为之”。不知是巧合还是规律，欧洲第一个典当行也是由僧侣创立的。
寺院典当
故事多
南朝和寺院典当有关的故事在典籍中还有不少。齐士人甄彬在赎回抵押的一束苎时，发现管库僧误将黄金藏在苎中，立刻归还。寺库管僧感激不尽，以一半黄金送给甄彬作为酬金，但往复十余次，甄彬坚决不受，留下一段佳话。梁朝新野人庾诜，乐于助人。邻人被诬陷为盗贼，他以书作质借钱二万代缴罚款。这些记载都说明南朝寺院经营典当业的事实，而且相当普遍。
有据可考的典当业起源于晨钟暮鼓的南朝建康寺院，那么，在北朝是否有典当业出现，想必也是有的。
比如在北魏太和的时候，姚坤“旧有庄，质于嵩岭菩提寺”，后来去赎时遭到僧侣的陷害。但从史料记载来看，北朝的典当业显然没有南朝多。
